戚发轫：“东方红一号”卫星研制始末及对后来航天工作者的启示
作者：《航天器环境工程》编辑部根据录音整理并经过戚发轫院士本人校对
出处：《航天器环境工程》 （第32卷第2期） 2015年4月
戚发轫，中国工程院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空间技术专家，神舟飞船总设计师
编者按：为纪念“东方红一号”卫星成功发射45 周年，《航天器环境工程》编辑部一行于3 月10 日拜访了曾参与该项工作的的戚发轫院士。82 岁的戚老鹤发童颜，精神矍铄，深情地回忆了当年“东方红一号”卫星的研制始末，并对后来的航天工作者提出殷切希望。本文根据录音整理并经过戚院士本人校对，其中“编”为本刊编辑，“戚”为戚发轫院士。
[编] 戚老，您好！此次很荣幸能借“东方红一号”卫星发射45 周年纪念之机拜访您。请您先给我们讲讲“东方红一号”卫星的研制背景吧。
[戚] 好。“东方红一号”卫星是在特殊的历史时期研制发射的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早在1958 年5 月17 日，毛主席就在党的八届二次全会上正式向全党、全国人民提出了“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的号召。为此，中国科学院主管国防尖端科研任务的新技术局把人造卫星研制任务列为1958 年科学研究发展规划的第一项重点任务，简称“581”任务。
不过，当时邓小平同志看到我们还不具备搞卫星的条件，提出应该集中精力搞两弹，并强调“两弹为主，导弹第一”。直到1964 年，我们首枚导弹和原子弹相继试验成功，国家也度过了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工作任务已经完成，于是，加速我国空间技术发展的问题开始提上议事日程。中国科学院的赵九章上书中央，建议加速我国空间技术的发展。聂荣臻副总理非常重视这些建议，并批示给有关部门组织落实，这就是“651”任务。
1965 年，中国科学院受国防科委委托，组织编写了《关于发展我国人造卫星工作的规划方案建议》，这一规划为我国空间技术发展奠定了基础。1967 年，中央根据聂荣臻副总理提出的国防科技体制调整方案，以及毛主席当年10 月25 日的批示，对国防科技体制作了调整，决定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研究院（即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任命钱学森为院长。钱老提出搞卫星是个系统工程，要搞好顶层设计，就要成立总体设计部，并提名孙家栋来负责组建。为了专业配套，经聂总和粟裕同志批准，从七机部一院各专业调配了包括我在内的18 个人（即后来所说的“航天十八勇士”）进入五院。此时，卫星的研制工作已经由初样阶段转入正样阶段。在卫星的研制过程中，中科院的研究人员都希望自己的课题成果能跟着第一颗星上天。但当时的大背景是苏、美、法的卫星已经上天，日本和中国在争谁是第四名，因此尽最大可能缩短研制周期是第一要务。为了集中精力保证主要目标，孙家栋决定，凡与“抓得住、看得见、听得着”有关的技术都要攻破和确保，无关的、来不及的就不上。这个决定的最大贡献就是简化了方案、争取了时间，例如卫星的电源就没有采用更为先进的太阳能电池，而使用了技术上已经十分成熟的蓄电池。
[编] 1968 年，您作为中国“航天十八勇士”中的一员，成为“东方红一号”卫星的技术负责人，主要都做了哪些方面的工作？
[戚] 我们从一院来的人尤其是我本人经历了“东风二号”第一次试验失败，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做好充分的地面试验。因此来（五院）了以后，为了保证“东方红一号”卫星一次成功，我的主要任务是完善地面试验方案和落实各项试验。可是在完成试验的过程中，缺少的条件实在是太多了。比如“东方红一号”的4 根3 m 长的短波天线发射时是收起来的，上天解锁后要靠自旋甩出来，运动挺复杂的，轻了甩不开，重了又会因离心力太大而对天线结构造成不利影响。当年可没有计算机仿真模拟，完全是靠地面试验。试验需要设备、场地，设备是我们自己研制生产的；场地当时受限于条件，就用力学所的一个仓库“就汤下面”。这个试验是有危险的，但是我们也没有防护装置。正好仓库里放了好多木箱子，就是包装箱。做天线试验时，老同志每人拿个箱子盖挡着，从木板间的缝隙往外观察；年轻人就爬上（没有顶棚的）房梁，骑在上面往下看。就在这么困难的情况下进行试验，找出问题，最后都解决了。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比方说天线的外场试验，都是露天进行的，真是风雨无阻。总之，总体方案优化加上充分的地面试验，使“东方红一号”抢了进度，保证了质量。
[编] 虽时隔45 年，想必您对发射那天的情况一定还印象深刻吧？
[戚] 我永远忘不了发射那天——1970 年4 月24 日。那天晚上天气不好，指挥部领导和我们下面的同志都很焦急，都希望发射的时候是个大晴天，能够用光学跟踪设备把发射轨迹测量下来。当年的发射基地司令（现场总指挥）非常着急，老问天气好不好。还好天公作美，晚上9 点多钟，天空中的云层在发射轨道的方向上裂开一道缝。卫星发射很顺利，我们在敖包山上相继听到口令“点火”—“星箭分离”……基地司令一听到“星箭分离”的口令（说明入轨了）就很高兴，准备庆功；而我们直到喀什站收到信号才放下心来。这就看出搞卫星的和搞火箭的情况不一样。
[编] 听说您有三次在卫星研制和发射中向周总理汇报工作的经历，能否谈谈具体情况？
[戚] 当时的卫星发射在转场前都有个汇报的问题。我给周总理一共汇报过3 次：“东方红一号”1 次，“实践一号”2 次。我就说说第一次。当时我们在技术阵地，“长征一号”、“东方红一号”已经完成了发射前的测试，水平对接，放在水平运输车上，准备往发射场转运。这个时候接到周总理办公室电话，让我们到北京去汇报卫星发射的准备情况。1970 年4 月14 日，我作为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试验队的队长和卫星技术负责人，随钱学森、任新民、杨南生等老专家以及基地的领导同志乘专机从发射基地回到北京，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向周恩来总理汇报工作。当时我负责汇报卫星的测试结果和质量情况。周总理对卫星能不能入轨、入轨后能不能准确地唱响《东方红》乐曲问得非常仔细，还问了轨道参数、卫星重量、测量哪些空间物理参数等问题，我一一作了回答。对于卫星到底能不能一次发射成功的问题，我不能打保票说一定没有问题，只能实事求是地说：凡是能想到的、在地面能做的试验我们都做了，都没有问题，就是没有经过空间环境的考验。总理要我们回去写个书面报告，政治局讨论以后再决定是否转场。我就很紧张了，忙说“这就来不及了！”总理问：“为什么？”我解释说：“因为用的是蓄电池，里面装了电解液，正常状态下它不会漏，但横放我们只做过4 天4 夜的试验。现在卫星已经与火箭水平对接了，时间长了恐怕会有问题。”总理就问“为什么不多做点试验？”我只能说“我们搞总体的人，没有要求搞电池的人做。”总理当时说了一句话，我到现在还记忆很深刻，他说“你们搞总体的人要像货郎担子、赤脚医生那样走出大楼，到人家部件研制单位去，告诉人家（试验）怎么做，人家不就做了嘛！”我觉得这个意见很对，终身难忘。以后我一直搞总体工作，确实觉得要把总体的要求老老实实、一样不漏的地告诉分系统。汇报回来我们马上抓紧赶写书面报告，任老总（任新民）负责写火箭的一级、二级，杨南生负责写火箭的第三级，卫星（的部分）则是由我来写。白纸黑字，心里总有些犹豫；考虑再三，那份报告的结论我当时还是写得很肯定。因为我想，如果我们自己对产品质量都不敢肯定，那怎么能要求中央尽快批准发射呢？！既然我们所做的一次次试验、一项项工作是有把握的，还留余地干什么？我们很希望这一颗星早日打到天上去。第二天早上，我们就把报告交上去了。最后中央批准了，在4 天之内转场了。
[编] 您认为“东方红一号”卫星发射的意义是什么？这颗卫星在技术上有哪些特点？
[戚] “东方红一号”卫星于1970 年4 月24 日21:35 分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成功；21:50 分，地面站接收到卫星播送的《东方红》乐曲，声音清晰洪亮。入轨后，一切仪器工作正常，性能稳定，做到了“稳妥可靠、万无一失”。卫星质量173 kg，比苏联、美国、法国、日本这4 个国家第一颗卫星的质量总和还要大。它的发射成功，标志着我国航天技术又取得了一项了不起的成就，引起了全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关注。卫星从1965 年开始研制到1970 年发射成功，谱写了我国发展空间技术的第一首凯歌，意味着中国开始进入宇宙空间，成为世界上第五个自行研制和发射人造卫星的国家。
“东方红一号”卫星当年在技术上还是比较先进的：比如测控系统采用的多普勒技术，还有闵桂荣院士主导的温控技术等。再就是我们是一次成功，政治上的3 个要求“看得见、听得到、抓得着”都达到了。为保“看得见”，（据天文学家说1 m 直径的东西即使能看见也很难找到），后来在末级火箭上装了个观测裙，5 月1 日晚上，毛主席亲眼看到了这颗卫星。至于“听得到”，以当年的水平，星上的功率、地面接收机的灵敏度的限制，靠普通的收音机、靠耳朵是听不见乐曲的。是地面站接收了卫星信号再通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转播出去，全国人民才在收音机里听到了《东方红》乐曲。为什么要“抓得着”，因为要准备预报什么时候到哪个国家首都了，要让全世界人民都看得见，都来感受社会主义中国的强大。什么时候经过天安门城楼上空，也得预报准确才行，这样毛主席在天安门也能看见了。
[编] 发射成功背后有没有什么遗憾和不为人知的故事？对我们又有哪些启示？
[戚] 令人非常遗憾的是日本比我们早2 个月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不是说中国人笨，也不是中国落后，是因为“文化大革命”，把整个科研秩序搞乱了。研制不能正常进行，我们科研人员的压力都很大，总批判我们用生产压革命，不参加大批判，有关领导也被夺权……在那样混乱的情况下，能做到一次成功，是很不简单的，都是科技人员前仆后继，拼着命在做。最早是赵九章提出搞卫星，而且带队去苏联考察过，他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不公正待遇自杀了。钱骥负责总体设计的，文革中被扣上“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靠边站了。后来的孙家栋在清理阶级队伍时因家庭问题也靠边站了。当时掌权的是工人和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他们说要按巴黎公社的原则，普选两个班子，一个是运动班子，一个是业务班子。业务班子是由科学院和七机部两部分人员各选两个人，谁票多谁当组长。我不知为何得到的票多，我很为难：干吧，没有任命；不干吧，是群众选的。无奈只好勉强干了这个名不正言不顺的组长。可机关有的人觉得我这个组长不是任命的，一些保密文件不给我看。在钱老（钱学森）帮助下，我才能看到文件。当时对我们来讲，生活上再艰苦、工作上再艰难我们都不很怕，都能承受，最难受的就是政治上受到歧视、排挤。如502 所刘承熙是搞乐音发生器的，清理阶级队伍时，说他社会关系复杂，不能继续参加卫星研制工作了。我们在厂房里搞测试的时候，他不能进去；碰到什么问题，还得出来请他帮忙出主意再回去接着干。到发射成功大家欢呼的时候，他却在干校改造……很多这种情况。我认为“两弹一星”精神的核心是爱国。为什么中国的知识分子在那么困难的情况下，受委屈、受迫害，还能忘我地工作，把两弹一星搞成了呢？就是因为爱我们的国家。
[编] 以您的人生经历，在与航天结缘的几十年里，最大的个人体会是什么？您认为中国航天事业的飞速发展有哪些经验、教训值得铭记？
[戚] 中国航天发展这么快，有两条重要原因：一个就是历届中央领导集体在重大关键时刻的决策是非常正确的，贯彻了“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搞歼灭战”的精神。1958 年毛主席提出“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后来小平同志在执行的时候指出：我们要集中精力搞“两弹”，有了两弹再搞卫星。至1964 年，导弹、原子弹先后试验成功，才着手搞卫星。“东方红一号”卫星发射后，正值苏美两个超级大国持冷战思维搞载人航天竞赛，科学上并没有搞清楚人上去干嘛。当时钱学森院长是科学家，看到我们的卫星、导弹都搞成了，提出着手研制飞船。1971 年4 月份，毛主席批示搞“714”工程（“曙光一号”飞船），当时困难很大，久攻不下，意见也不一致。直到1975 年，周总理决定，不和苏美两个大国搞载人航天比赛，先把地球上的事搞好，即搞应用卫星，包括通信卫星、气象卫星和返回式卫星，这是非常正确的。之后“文革”结束，科学技术迎来发展的春天，王大珩、杨嘉墀、陈芳允、王淦昌几位老专家给中央写信，说中国现在科技情况变化了，我们得搞高新技术，提到七大领域，其中一大领域就是中国载人航天。老专家的建议得到中央的重视，于是有了“863”计划。经过5 年的论证（屠善澄、闵桂荣等参加了论证），决定中国人一定要上天，而且不能用航天飞机（不经济且不安全），要用飞船；对要做哪些准备也提出了意见。中央接受了这些专家们的意见。到1992 年的时候，思想认识一致了、技术路线统一了、准备工作也做好了，“921”工程就顺利启动了。
第二个就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应该说特别优秀，确实继承了中华民族的优秀品质，“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中国航天的飞速发展靠的就是航天人的精神，这种精神一直鼓舞我们不断前进。首先是“自力更生 艰苦奋斗 大力协同 无私奉献 严谨务实 勇于攀登”的航天精神，核心是自力更生：一个国家搞航天靠不了别人，要靠自己。我搞航天快60 年了，体会最深的就是凡是你没有的别人绝对不会给你，凡是经过努力搞得差不多了，他反而要给你了。我可以举很多例子，包括我个人的经历就是这么个情况。苏联最早帮助过我们，后来中苏关系破裂，不仅撕毁了协定，还撤走了专家。回想当年中国确实想派人到苏联去好好学习：我1957年毕业，学的是航空专业，最早是钱学森先生给我们上的《导弹概论》课。后来组织上准备派我们十几人到苏联军队学校学习；可是几个月后接到通知，苏联不接受中国现役军人来学习，于是领导就让我们脱掉军装，通过高教部，到莫斯科航空学院去学导弹专业；孰料对方又通知，其他人都可以去，戚发轫不行，因为我是总体设计部的，熟悉总体情况。这对我确确实实打击挺大的：人家搞材料的、搞强度的，搞空气动力学的，包括搞试验的都去了，我不能去！还好，还有苏联专家在国内，咱跟苏联专家学吧。可是到了1960年苏联专家全部撤走了，还把材料也全部带走了。这是一种屈辱，也是一种动力。为什么你非得靠别人，自己不能干嘛！“东风二号”首次发射失败了。我亲身感受，也很心疼。王秉璋部长说，失败是成功之母，再干！苦干两年，到1964 年中国第一枚自己研制的导弹“东风二号”终于成功了。这就是航天精神。
1999 年，为了宣传“两弹一星”的业绩，把原来的“航天精神”升华为“两弹一星精神”，即“热爱祖国 无私奉献 自力更生 艰苦奋斗 大力协同 勇于登攀”，其中核心就是热爱祖国，有了爱才有奉献。航天是国家的行为，爱国就得爱航天。五院是搞航天的，你就得爱五院。我们每个人把自身岗位工作搞好了就是爱国。
最后我感受更深的就是“特别能吃苦 特别能战斗 特别能攻关 特别能奉献”的“载人航天精神”，核心是“特别”，就是当国家特别需要你时，就应该有这种“特别”的精神。我们不可能要求现在的年轻人每天都这么辛苦、这么加班。可当时“921”工程刚上马的时候，形势确实紧迫。要“争8 保9”（军令状是争取1998 年，确保1999 年首船发射）。载人航天，人命关天，要保证人上天，必须安全可靠，就要做充分的地面试验，就要有现在航天城中的各种大型环境试验设备。从1994 年航天城奠基，到1999 年“神舟一号”试验飞船全部地面试验完成，我觉得实在是不简单。1998 年11 月，江泽民、李鹏、朱镕基来视察，赞扬航天城拔地而起，试验飞船所需的各种试验（包括振动、电磁兼容、真空等等）能力都具备了。中央领导问，1999 年能发射吗？咱们搞航天的都知道研制程序，初样做完了，改进设计，正样才能上天。已经是1998 年11 月份了，中央要求1999 年赶国庆、澳门回收之际发射，一定要办成，对我们压力特别大。怎么办？确实运载火箭准备好了，而我们飞船还没有。怎么办？只能特事特办！我们决定把初样船改成一个上天的船，打破研制程序，冒一定的风险。最终得到领导的支持，1999 年打成了，这就是“特别”。我搞“东方红三号”时与德国人有过很多合作，联系密切。德国人就问过我“你们中国为什么一年能发射2 艘飞船？”，想向我索取“妙招”。我笑着说：“第一，我不能告诉你；第二，我告诉你，你们也学不会。我常到德国去，你们德国人搞航天产品时星期一、星期五绝对不做精密的、重要的工作，可我们中国是白天干、晚上干，星期六、星期天、过节也干；我们之所以比你们走得快，就是因为有这种特别的精神。”
[编] 说到这儿，您对我们航天战线上的后生晚辈还有哪些殷切期望？
[戚] 中国的航天事业需要年轻人。他们是航天事业的希望，要多给他们创造成才的环境和机遇。若不把青年人推到重要位置上，担子不放在他们肩上，那他们是成不了才的。现在年轻人面临的挑战比我们当年更严峻。要实现强国梦，要把一个航天大国变成一个航天强国，根本的还是要弘扬和落实前面说过的三种精神。
诵读人：中国科学院朗诵艺术团 郑丽萍
